為期3個月的“從莫奈到畢加索——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精品展”8月27日在北京結束了。60件直接來自該博物館的印象派和現代藝術永久陳列展廳的大師杰作，沒有在北京引起想象中的轟動。前幾年的畢加索版畫展，藝術水準根本無法和這次相比，卻有幾十萬人來觀看；今年初的文藝復興展，觀眾也有12萬。但此次展覽參觀人數遠遠低于預期。從主辦方對這次展覽的統計發現，國內很多著名藝術雜志的主編都沒來看展覽。

觀眾90%是在20歲到30歲之間，很少見到四五十歲的人。參觀過的專家評價都是很好的，而觀眾批評最多的則是“空調太涼”“燈泡太暗”“椅子太少”等等。這也許正是一次純藝術展覽在一個逐漸成熟的社會中應得的審美空間吧。這些來自上上個世紀的歐洲藝術老人的心靈呼喚，那時已是中國晚清年間，那一年凡·高住進了圣雷米圣保羅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時畫了他的《圣雷米的白楊》，并對弟弟說：“我作了一幅寫生畫，是兩棵倚山而立的白楊樹。

”藝術其實就這么簡單。它沒有也不應該有什么神秘感。雖然國人很喜歡對這些藝術家冠以形形色色的標簽，從印象派到立體派再到抽象派等等。那曾經的把印象派等同于西方現代派，繼而等同于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而仇視它們的時代，早已是留在了上個世紀的塵封記憶。到了21世紀，一夜之間仿佛各種文化意識形態的沖突突然休克，人們甚至不會在乎，20多年前中國為什么單單選中了那些只是有點唯美、女氣的脆弱藝術家，并強加給了他們這么多的敵意的做法，是不是太荒誕可笑。

所以，我倒覺得平靜的中國人能平靜地看一個高質量的、關于100多年前的歐洲美術的展覽，是一件值得欣喜甚至驕傲的好事。讓藝術回歸到藝術該去的地方。我的一個畫家朋友一年前到了紐約，第二天他不是去大都會博物館看曾經魂牽夢繞的大師，而是上街頭畫肖像——他成熟多了。對很多藝術家來說，去美術館畫廊，其實就像去看一件早已解密的文件，只為了了一樁心愿而已。亦或許為了一杯免費的紅酒或一次期待中的艷遇而已。

而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來中國展覽的，為什么不是非洲或美洲印第安文化或古代埃及展覽？其實，自認為是移民國家有著多元移民文化的美國文化的主流，潛意識里仍然是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在一個詩和繪畫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代，觀眾是在強勢地觀看著瀕于消亡的弱勢藝術——這導出一個西方中心主義的命題：架上繪畫已死！西方近現代美術伴隨著近現代西方實驗科學的觀念和技術而生、而榮，這也注定了它時空的局限。對當今的中國藝術家來說，對大師的敬意多于對他們藝術的借鑒。

但是今天這樣的展覽對于中國的觀眾依然很累。這次展覽伴隨著很多寄生的藝術講座，讓觀眾在其中映照出自己的慚穢。一個繪畫雕塑的展覽難道非得搭售一些令觀眾自卑、受傷害的西方歷史的文化贅肉嗎？其實看一幅畫只需要眼睛和心靈。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藝術放回那個干燥恬淡安靜的角落吧。既然那是很多有病的人創造出的令人迷醉的藝術，那么能用他們的藝術指望教育后來的藝術家？

但無論如何，現場都是短暫而值得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