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真愛夢想”榮獲第七屆中華慈善獎，這不僅是對“真愛夢想”的褒獎，更是對中國民間慈善公益組織探索創(chuàng)新運行方式的鼓勵和支持。“真愛夢想”，是眾多中國民間公益組織發(fā)展的縮影——艱難但一步一個腳印地執(zhí)著前進。去年，慈善法立法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全國不少慈善公益組織都提出了立法建議，“真愛夢想”的建議是，要讓更多社會公益力量涌現，立法不妨對慈善公益組織的注冊登記采取“寬進嚴管”。

事實上，對慈善公益組織的成立、募捐管理，慈善法草案總體基調是寬松，這有利于增加這一行業(yè)的競爭性，促進行業(yè)的進步。然而，人們也不免擔心，過于寬松的“公募準入機制”很可能會導致慈善公益行業(yè)的魚龍混雜，造成行業(yè)聲譽受損、社會公信力下降。“為此，建議采取‘寬進嚴管’的策略，從源頭上提高公募組織的質量，使整個慈善公益組織在較高水平上競爭，有效控制公眾參與公募活動的風險。”潘江雪說。

“寬進嚴管”后，政府對公益組織可以分類管理。“其實，慈善公益組織的管理，跟公司管理有相近之處。在公司法中，公司被分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針對這兩類公司的設立、組織機構，國家大法予以不同規(guī)范。”潘江雪說，如此分類管理值得借鑒，建議慈善法將慈善公益組織分為慈善公益基金會、慈善公益社會團體、慈善公益民辦非企業(yè)單位和其他慈善公益類社會組織幾大類，行政主管部門據此實施分門別類的管理，并在國家大法實施后針對不同類型的慈善公益組織出臺相關行政法規(guī)。

“強大中國，需要社會公益組織的充分發(fā)育發(fā)展。10年間，我成長為一名公益人，看到身邊無數的公益組織、志愿者充滿熱忱地投入時間和精力，我為這群執(zhí)著地用‘微小力量’改變中國的人而感動。”潘江雪說，期待“開門立法”的慈善法能讓更多民間公益組織實現“公益夢”。透明規(guī)范公信力是“生命線”2010年，真愛夢想基金會參照上市公司年報標準，詳細披露了2009年財務、管理數據，成為國內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標準發(fā)布年報的公益基金會。

2011年，“真愛夢想”因為高透明度在《福布斯》發(fā)布的中國慈善基金榜中名列榜首。“一個公益組織在進入慈善領域后，需要公開透明的管理思維，才能生存發(fā)展。”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馬仲器也是專業(yè)勸募人，也參與了慈善法“開門立法”，他說，成長中的中國社會公益組織已深切感受到，公信力就是生命線。近年來，一些慈善亂象的背后，關鍵原因是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規(guī)對慈善行業(yè)有效規(guī)范。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最新發(fā)布的《2014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顯示，在滿分100分的調查中，我國慈善透明指數僅為44.1分，有77%的公益慈善組織透明指數不及格。

如果慈善組織號召公眾捐贈，基本信息不公開，募捐財產的具體去向不明晰，誰還會參與慈善？信息不公開、慈善組織內部治理結構不規(guī)范、慈善財產管理使用不規(guī)范，以及政府部門監(jiān)管不到位，都會導致公益組織公信力受損。“一個共識是，國家大法要為慈善組織的信息公開確立規(guī)則，哪些信息必須向社會公開，哪些信息只有當事人提出申請后才能公開，哪些信息不宜向社會公開，都應當有法律依據。

”馬仲器說，慈善組織的募捐收入與捐款去向，應當向社會公布，但捐贈者與受助者的信息卻應當尊重本人的意愿；立法草案積極回應公眾關切，為慈善信息的公開、透明提供了基本規(guī)則，將促進慈善領域的有效治理，重塑公眾信心。“稅收減免”激發(fā)更多正能量當不動產進入慈善捐贈領域，公證、稅收等一系列與“錢”相關的制度設計該如何調整，已成為發(fā)展慈善公益事業(yè)遇到的新課題。上海市民李清泉和妻子湯梅君曾約定“身后捐房”。

2005年，湯梅君老人過世。2006年，李清泉立下遺囑，要捐出位于徐家匯的房子，那房子有101平方米，是上世紀90年代建造的老公房。2010年9月，李清泉離世。2012年1月7日，李清泉的外甥顧慰源先生替兩位老人將房屋鑰匙交給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徐匯區(qū)分會。

捐贈人將房產過戶給公益機構，需要繳納多少稅費？當時，市慈善基金會以一套市價400萬元的房產捐贈數據模型測算，捐贈人要繳付營業(yè)稅、個人所得稅和交易手續(xù)費合計超過30萬元；受贈方繳付契稅、權證印花稅、交易手續(xù)費、登記費和配圖費合計超過12萬元。雙方合計繳付超過42萬元。然后，公益機構若按500萬元的價格義賣，此時，公益機構涉及的稅費包括營業(yè)稅、土地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企業(yè)房產稅、土地使用稅、交易手續(xù)費，6項合計超過50萬元；

買受人涉及的稅費有契稅、權證印花稅、交易手續(xù)費、登記費和配圖費，5項合計超過15萬元。雙方在這個環(huán)節(jié)的稅費合計超過65萬元。于是，從捐贈到義賣變現的所有稅費起碼達到107萬元。如果一次捐贈需要三方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無疑將成為房產捐贈的最大阻力。目前，市慈善基金會已接受市民捐贈房產4套，涉及稅種均按規(guī)定給予免征，公證費也免收。

這表明現有稅收政策已體現對公益慈善捐贈的支持，但零打碎敲的“文件依據”如何變成國家大法的制度規(guī)范？與此相關，不少企業(yè)捐贈，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捐贈的稅收激勵。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yè)參與“慈善接力”，如果稅收制度要讓慈善行為支付過高成本，恐怕不利于激勵“全民慈善”；激勵“全民慈善”，在國家層面的慈善立法中大幅度減免稅收，勢在必行。“慈善法草案允許捐贈稅前扣除結轉，這有利于激發(fā)組織和個人的捐贈熱情，與世界各國的慣例也是一致的，是很大的進步。”潘江雪說。

此外，目前存在慈善公益組織消極應對評估的現象，為改變這一現狀，激發(fā)慈善公益組織參與評估的積極性，一種立法建議是——年檢合格的慈善公益組織，財政、稅務部門是否可以當年免予審核，立即辦理相應稅收優(yōu)惠手續(xù)；年檢為5A等級的，財政、稅務部門可以連續(xù)五年對其免予審核，立即辦理相應稅收優(yōu)惠手續(xù)。焦點關注——政府要做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當下，政府怎樣和慈善事業(yè)、慈善組織共同成長？政府如何定位？

記者就此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東華大學經濟發(fā)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曾經一段時間里，一系列的關于慈善公信力的社會事件風波不斷，甚至被稱之為“亂象”。有風波，這本身不是問題，需要關注的是，在應對這些問題的過程當中，中國社會慈善公益事業(yè)究竟是停步了，退步了，還是在進步著？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各方面都開始了反思性的行動。隨之而來的是，慈善組織主體意識的覺醒。

隨著這種覺醒，慈善組織本該擁有的民間性、自律性，乃至應急機制被激活了。過去，當一些事件出現，慈善組織覺得應該讓政府出面應對，不應該由“我”來回應。如今，慈善機構已在危機中得到鍛煉，學會自己對自己負責。“同時，政府也越發(fā)認識到不能越俎代庖，政社分開，政府要做的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嚴誠忠說，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政府不再替代慈善組織直接去動員捐贈，設置捐贈點。

比如，汶川地震后，上海市民政局設置了捐贈點，設置了賬戶，號召公眾前來捐款；但在玉樹地震后，就沒有再公布民政局設置的捐贈點。為什么有這種變化？因為，政府已經認識到，政社職責界限必須明晰，該慈善組織做的事，政府不要去包辦代替。“政府從具體的慈善行為當中退出，是不是就無所事事了呢？當然不是。

政府在推動慈善事業(yè)進步當中具有重要的角色意義。”嚴誠忠說，政府要凈化公益環(huán)境，不要讓公眾的愛心受到不法侵害，同時，政府要與全社會一起參與推動立法，積極促進慈善事業(yè)發(fā)展有法可依；更要依法監(jiān)管，維護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公信力底線”，如果這一“底線”被觸碰，政府就應該出面。

尤為重要的是，政府要維護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良好生態(tài)，形成寬松、寬容的社會環(huán)境，讓慈善事業(yè)充滿生機與活力。